改写后的版本：
1944年12月的某一天，安徽芜湖，汪公馆门前热闹非凡，车水马龙。周围弥漫着哀乐的旋律，一场肃穆的葬礼即将举行——汪子东母亲的丧事。
汪子东，原籍浙江绍兴，早年曾前往日本留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投身汪伪政权，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，并被任命为汪伪商业部副部长以及芜湖军需部长。他在汪伪政权中权势滔天，是汪精卫身边的宠臣。汪子东的地位使得那些小汉奸难以接近他，而汪母的葬礼成了一个极好的巴结机会。于是，汪公馆门前聚集了大批来吊唁和送礼的人。
中午时分，一个身穿长衫、身材魁梧的男子出现在汪公馆门前，他大约三十多岁，随行还有五六个身穿便服的随从。男子走进汪公馆，随从们便开始奉上厚重的礼物。男子按照礼节，先在灵堂前烧香，随后跪拜，声音带着哽咽，“伯母，小侄来迟了！”
汪子东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中升起了疑惑。这人面生得很，他上下打量着他，还是无法回忆起在何时见过。“这位兄弟，我怎么不记得你？”汪子东迷惑地问道。
展开剩余82%男子听后，愈加伤感，嗓音中透着颤抖：“堂弟，你现在风头更劲了，连我这个堂兄都认不出来了，我是汪子安啊。”他又接着说道，“几日前在上海听绍兴的老乡说伯母去世，得知后我急忙赶来吊丧。”说完，他拉住汪子东的手，示意他一起走向后院。
汪子东依然不解，边走边喃喃自语：“我怎么完全不记得有你这个堂兄？”话音未落，突然感到后脑勺一阵凉意，似乎有什么东西顶住了他的脑袋。
这种感觉让汪子东打了个寒战，差点失去平衡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那一定是冰冷的枪口，身体一颤，几乎摔倒在地。
“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汪子东急忙低声问道。
“我们是新四军，别多嘴！”来者低声冷笑道。
汪子东迅速回忆起四周，低声回应：“公馆里外都是我的人……”
那人听后冷笑一声：“我知道你的人多，但你喊试试看，我一声令下，立刻送你见阎王！”
汪子东的胆量瞬间被吓破，顿时像泄气的皮球一样，声音也软了下来。他从未真正经历过血腥的战斗，胆怯的他此刻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
“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谈，能不能先放下枪？子弹不会分辨人，如果走火怎么办？”汪子东说道。
听到这话，那人终于松开了枪，露出了自己的身份，接着也透露了来意。
“我是叶进明，来自浙江余姚。17岁时我便参加了革命，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。新四军成立后，我担任总兵站站长，也兼任第七师的供给部长，负责军需物资和财政。”
叶进明继续说道：“这份工作不轻松，尤其是在日伪和顽固派的封锁下，想要为新四军提供稳定的物资保障，几乎不可能。但我凭借一腔忠诚和精明的办事能力，做得有声有色，得到了上级的好评。”
1944年12月，战局突然发生了变化，日军节节败退，反攻的时机即将到来。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将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叶进明：筹集充足的粮款和物资，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做准备。
叶进明带着警卫员直奔新四军第七师驻地——安徽无为县的团山镇。
在新四军的老兵中，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一师打的仗多，二师出的干部多，三师拔掉的据点多，四师养马多，五师占领的地盘多，六师跑的路程多，七师上交的银子多。”
第七师兵力不算强大，虽然很少直接参战，但其驻地的自然条件优越，是鱼米之乡，兵员和资源丰富，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后勤支持。
叶进明来到了第七师的驻地，在与师长谭希林和政委曾希圣会面后，发现了意外的惊喜：在一个大祠堂内，堆积如山的白花花的大米，仿佛一座粮山。
叶进明惊喜地问：“谭师长，您怎么搞到这么多粮食？”
谭希林笑道：“芜湖是全国知名的米市，粮食筹集起来轻而易举。”
“太好了，任务终于能顺利完成了！”叶进明高兴地说道。
然而，曾希圣提醒他：“这么多粮食若不变现，根本无法派上用场。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粮食换成银子和军需物资。”
叶进明深思熟虑后问：“附近有码头吗？”
“有的，”谭希林答道，“不远处有一个叫汤沟的小镇，是一个大码头，虽然被日伪控制，但不妨碍我们使用。”
叶进明听后皱了皱眉，“那就有些麻烦了。”
曾希圣接着说：“不过如果我们换上便衣，日伪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假装看不见。但这些粮食不好变现，卖了也没有地方交换军需物资。”
正当此时，谭希林突然一拍脑袋：“我怎么没想到！我们可以找汪子东帮忙！”
汪子东，虽然是一个汉奸，但曾在日本留学，和汪精卫是同乡，两人的祖辈关系密切，汪子东因此在伪政权中得到了极高的职位。虽然他是汉奸，但并没有亲自沾染血腥，毕竟他只是一个文化人，未必完全心狠手辣。
巧的是，汪子东的母亲刚刚去世，他正忙于筹办丧事。叶进明听后，决定前去汪公馆接触他。
于是，叶进明冒充“侄子”，带着随从前去汪公馆吊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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